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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前，1984年4月，因为作品合作而引发的电影故事片《十六号病房》编剧署名之争，在双方“笔墨官司”纠缠了八九个月之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文学部编辑姜思慎以侵犯著作权之诉，将小说《遗忘在病床上的日记》的原著作者乔雪竹告上了法庭。该案成为我国建国以来首例著作权纠纷案，一时引起了中外舆论的高度关注。
11月7日，在江苏高院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江苏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三十年大事记之际，当年该案的审判长、曾任江苏高院民庭庭长的刘天弼为记者讲述了这起曾惊动多位中央高层领导的典型案件背后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
笔墨官司的背后
“从事审判工作这么多年，像这样牵涉面广，对立法有着重大影响的案件屈指可数，这个案子的影响太大了！”当年风华正茂的审判长刘天弼，如今已是74岁的古稀老人。说起20多年前的点点滴滴，他仍显得神情激动。
刘天弼回忆说，这个案子说影响大，一是指案件到法院之前，因为双方的矛盾公开到了各大媒体。引起争议的主要原因是，《十六号病房》获得了当年文化部优秀影片评奖中的优秀故事片二等奖。但这部获奖影片的送审稿时还是两个人的名字，放映时的片头字幕却只署了乔雪竹一个人的名字。此后双方发生纠纷后，各自发表相互攻击的文章达50多篇，乔雪竹甚至还举行了新闻答辩会，媒体也发表了或支持、或同情的文章。
“当时许多省市的报刊杂志，也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倾向，分别转载了一些文章，即使是姜思慎来到法院要求司法裁定之后，愈演愈烈的‘笔墨官司’丝毫没有消退的趋势，有意无意地给人民法院的审理施加了影响和压力。”
刘天弼透露说，影响大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双方的纠纷惊动了很多中央领导。乔雪竹的信除了引起电影局、文化部重视之外，胡耀邦办公室还将她的信转给电影局要他们报处理结果。后来江苏高院受理案件后，习仲勋副总理还打电话给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韩培信同志，要他关心此案的审理。而姜思慎则写信给了全国人大常委袁雪芬，请她转报彭真委员长。全国人大办公厅将信转文化部，并抄送给了江苏高院，要求报送处理结果。此外，中央政法委和最高法院主要领导也亲自关心。
“笔墨官司”的确难以“断案”，双方争议也难以通过一般的行政途径予以平息。
1984年4月26日，姜思慎向乔雪竹的户籍所在地南京市鼓楼区法院正式提起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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